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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小说中的“儒侠”形象论析
关键词：儒侠清代小说思想传统历史背景
鸟瞰清代小说史，会发现在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长廊中，有一个色彩特异的类型呈现于各个体裁之中，又贯穿于近三百年之始终，那就是“儒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个形象系列介乎写实与传奇之间，往往成为作品中的“亮点”;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看，这个形象系列既折射出时代思潮的趋向，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因此，很值得做一番专题论析。
作为名词、概念，“儒”“侠”连用始于《韩非子》的《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这里虽然“儒”“侠”连用，但所指是并列的两类人物，即儒士和侠士。而之所以连用，则是因为把他们同列为法家政治观念中的负面因素，同看作是社会的蠹虫。
“儒侠”成为一个名词，用来专指一类人物，现存文献中始于宋代。苏轼《送曹辅赴闽漕》：“曹子本儒侠，笔势翻涛澜。往来戎马间，边风裂儒冠。诗成横槊里，墨何曾干。”东坡径称曹子方为“儒侠”。写“儒冠”，表明他的基本身份是儒生，是读书人，而“诗成”“笔势”则进一步来坐实这一点。诗中写“戎马”“边风”，显示了“儒侠”内涵的另一面——豪情侠气。至于“笔势翻涛澜”“边风裂儒冠”“诗成横槊里”数句，更是融“儒”“侠”为一体，极为生动地写出了有侠气的读书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同时稍后的赵鼎臣在《子庄出猎，仆不与，闻志康有诗，次其韵》中，说“酩酊如余乃醉仙，雄豪似子真儒侠”，也是径直以“儒侠”称赞对方，并以“雄豪”作为“真”儒侠的特色。同一组诗中，他又写道：“新诗不减子虚篇，喜意似书城濮捷。更因乞肉苦讥嘲，句险词夸终类侠。”可见其笔下的“儒侠”也是儒的身份——“新诗不减子虚篇”，而有侠的气质——“似书城濮捷”“句险词夸”。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汪藻在《给事中周望兵部尚书制》中称：“公绰书生，能夺武夫之气;陈遵儒侠，坐成反寇之诛。”直接把“儒侠”写进了代拟的诏命公文中，可见这个词语被社会接受的程度。
“儒侠”被更广泛地使用，则是明代中后期的现象。在当时几个重要文坛领袖的诗文中都能看到，如汤显祖《蕲水朱康侯行义记》：
天下有意义之事，非庸庶人所得与也何也。庸庶人不足以受此名，不足以食此报。……人之大致，惟侠与儒。而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无食，尤莫急于有士才而蒙世难。庸庶人视之日“此皆无与吾事也”。天下皆若人之见，则人尽可以饿死而我独饱，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杀而我独顽然以生。推类以尽天下，宁复有兄弟宗党朋友相拯、托寄妻子之事耶？此侠者之所不欲闻，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见也。独怪江楚之间不少学者，江多儒侠，而楚多侠儒，以所闻见其于兄弟宗党友朋之急好以其身与焉，而不出于庸庶人之见者，亦几何人也！
他不仅使用“儒侠”这个词，而且从两个方面对其有所阐释：一方面，指出人生多有困厄“大患”，在勇于担当、为他人排忧解难方面，儒与侠是相同、相通的;另一方面，“儒侠”的担当精神之难能可贵，在于超越了“庸庶人”的价值观念，是“天下有意义之事”，而这样的人物在社会上已经不容易见到了。汤显祖行文中提到了“有士才而蒙世难”“托寄妻子”，这和《史记》《论语》隐约构成了互文关系。这也可看作是他强化自己立论的一种手法。他还在《西音赋序》中以“儒侠”称道友人：“周无怀与今侍御饶伯宗，并予弱冠时友也。周君气激虹霓，心注时务，其人虽短，在乎儒侠之间也。”“气激虹霓，心注时务”正是儒生情怀与侠士气魄的书写。在尺牍《与常州悴陈翼愚》中写道：“李超无倘今日存战栗之余，当异日效投桃之报。江东儒侠，具感高谊，宁独不佞荣藉已哉？”这里隐然把自己与“江东儒侠”放到了一起，也有以儒侠白命的意味。
后七子两位领袖人物的文章中也都使用过“儒侠”一词。李攀龙在《明故封太安人许氏墓志铭》中写道：“承德君故儒侠，好客日椎解，不视生产。太安人又为父言：‘……日椎解好客，即所授室弟子与里中豪献牛酒为旦夕费，未尝假许氏一钱。徐君，丈夫也。”’王世贞在《累封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爱荆王府君行状》中写道：“吴淑人之弟某，儒侠嗜义，与谋之合，乃相扶携，趣御史于毗陵云间，白冤状，尝一日夜步往返三百里，足踝血流濡缕。”就各自上下文看，“儒侠”所强调的皆为好结交、勇于担当的精神。
竞陵派领袖钟惺在《寿唐母陈孺人六十序》中也是以“儒侠”称道自己的好朋友：“世之为奇土者，必且立声誉、矜气节、喜交游、好文章、樂山水之数者……君平者，世所谓落落然奇士也。生有绝才高志，又负异表，委须过膝，一称日‘唐髯’云。白其为诸生时，以儒侠著，不以贫贱为解。”这里更是为“儒侠”的内涵做出相当具体的说明。“儒侠”必为“奇士”，“好文章”是其基本身份——读书人的本行，“矜气节、喜交游”云云则为侠气豪情的表现。
入清之后，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文章里，“儒侠”都延续着晚明风气，依然频频出现。黄宗羲、顾炎武、傅青主、归庄等，都是书生而有侠气。有独孤微生撰《朱士叶六十寿序》，几可看作一篇儒侠专论，略云：
韩子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子之言，以两弊也。而司马氏亟称之，以为念缓急、惜存亡，以中材而处末流，非游侠者罔济。而吾独谓侠有二，司马氏之言侠，下至于是，作为思想观念的折射，也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在清代各类小说中就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侠气豪情的读书人形象。
我们先来看《聊斋志异》。《娇娜》是写爱情的名篇。其中的男主角为孔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工诗”。称其“蕴藉”，即文采风流的才子;特意点出“圣裔”，则隐含有“真儒”的意味。他偶遇皇甫公子一家，并结为娴亲，当皇甫家遭遇雷劫时，他挺身而出，“仗剑于门”：
方错愕间，霹雳一声，摆簸山岳;急雨狂风，老树为拔。生目眩耳聋，屹不少动。忽于繁烟黑絮之中，见一鬼物，利喙长爪，自穴攫一人处，随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娇娜。乃急跃离地，以剑击之，随手堕落。忽而崩雷暴裂，生仆，遂毙。
一介书生，竟然不顾生死，敢以武力与雷神抗争。“急跃离地，以剑击之”，其胆勇置于《剑侠传》中亦毫不逊色。作者为了彰显孔生所为的正义性质，写皇甫一家虽为狐精，却绝无恶行劣迹，甚至一门风流儒雅，所以能与孔生知己相交。当孔生病重时，娇娜更是倾全力救治。而一般写精怪遇雷劫，雷霆总是代表上天意旨，属于正义一方;可是在蒲松龄笔下，雷神的形象却是“鬼物”“利喙长爪”，在“繁烟黑絮”中“攫”取美女。于是，雷神反成为害人虐物的魔怪形象，孔生所为白然就成为正义感十足的侠行义举。
另一名篇《青凤》，男主人公耿去病是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一方面，他很有才气，“妙绪泉涌”，“议论风生”;另一方面，胆勇过人，洒脱磊落。为追求青凤独居凶宅，老狐化厉鬼来恐吓，“披发人，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研墨白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当老狐厉声诟辱青凤时，他毫不犹豫，“大声日：‘罪在小生，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斧钺，小生愿身受之”。这种大无畏的担当表现，把一个“亦狂亦侠亦温文”的书生刻画得活灵活现。
其他如《聂小倩》的宁采臣，作品形容其“性慷爽”，“义气干云”。当聂小倩哀求他为之迁葬以摆脱魔掌时，他“毅然诺之”。虽然知道此事有风险，但坦然面对，把《游侠列传》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和“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的侠情，生动地赋予了宁采臣这个书生。又如《小谢》中的陶望三，博学多才，而性“倜傥”，得知城隍座前的鬼判横行霸道，便放言指斥：“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践踏为泥;数城隍而责之：案下吏暴横如此，渠在醉梦中耶？”竟以锐气豪情压倒鬼判，迫使其收敛了恶行。《连琐》中的书生杨于畏，也是得知有恶鬼横行，遂愤然入梦与之搏斗，以致受重伤，等等。
清代白话小说中，同样有生动的“儒侠”形象。如清初《好逑传》中的男主角铁中玉，作者为其设计的姓名中就带着温润之“儒”与钢猛之“侠”兼备的意味。至于他的为人，小说中的描写是“天资既高，学问又出人头地……每日只是闭户读书，至读书有兴，便独酌陶情”——典型的才子、儒生;另一面则是“性子就似生铁一般”，“见事又敢作敢为”，“十一二岁之时，即有膂力，好使器械”。小说写有一势焰熏天的大央侯强抢民女，铁中玉见义勇为，闯到侯府，“将儒衣脱去，露出一身武装……举起铜锤，照着大锁上只一锤……大踏步竟往里走”。把大央侯绳之以法后，“满京城皆相传，铁公子打人养闲堂，取出韩湘弦之事，以为奇人，以为大侠”。其人是真正的书生，但所为却又是与鲁智深相仿佛的勇武、义侠之举。作者的描写也很有意味：“将儒衣脱去，露出一身武装”，“以为奇人，以为大侠”——脱去儒衣，露出武装，很有一点象征意味，可视为“儒侠”的典型表述。
稍晚一些的《铁花仙史》中，男主人公苏紫宸十二岁即案首人泮，少年即为秀才，这是他的基本身份。但是他“性情又复豪迈”，认为如果沿科举道路走下去，是“把豪情爽气，闷死在胸中”的“痴绝”行为。小说写了他几件快意之事：一件是海盗劫掠府库，总兵只身逃走，他施展绝技，用连珠箭法射退贼寇。作者诗赞道：
文成绣虎并雕龙，退贼还教建武功。学得天台三箭弩，胜他赤壁一东风。“胜他赤壁”云云显然是夸张过度了，不过作者这里旨在强调苏紫宸人格“文成”与“武功”的两方面中“武”的一面更了不起。另一件是他游杭州，邂逅了几个附庸风雅的恶少。苏紫宸先是展露诗才，使几个恶少相形见绌。而当恶少们恼羞成怒嗾使仆从群殴时，他“一脚踢翻桌椅，大踏步抢下阶来，早一把揪住元虚，一手捋发，一手持襟，横当一件家伙，东西乱扫，挡着的无不跌倒，打得落花流水，个个着伤……一脚踢开园门，同剑童大步而去”。这一段文字风格极似《水浒传》。“一脚踢开”“大踏步抢下”等完全是描写豪侠的笔墨。另外，这段文武错杂的“诗酒会”，与《红楼梦》中柳湘莲、薛蟠的相关描写实有几分相似，柳湘莲与苏紫宸的形象也因资兼文武、潇洒豪放而具有了可比性。
白话小说中“儒侠”形象最为突出的是《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作品中对文素臣的概括是：
且说文素臣这人，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真儒”而有“血性”，“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况且“力能扛鼎，勇可屠龙”，可谓典型的儒俠形象了。
“儒”与“侠”两个方面，都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强调真儒，是通过他坚定地辟佛老、扶社稷的一系列传奇经历来表现的。而全书结尾写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到了一座“薪传殿”，上面供着尧、舜、禹、周公、孔子等神位，而他本人则与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两程子、朱子并列陪祀，相关评价也穿插于全书，如“周情孔思，千寻泰岱之观”和“拥皋比而谈经.不愧横渠夫子”等。不过，作者还要这个理想人物具备读书人另一方面的魅力——才情。文素臣名字中的“素臣”是对应孔子“素王”的，指儒生身份，他又化名“李又白”，寓意显然是李白再世。相关描述也是贯穿于作品，如“高歌太白襄阳句，清风明月来相娱”，“气清神隽，李青莲一代词宗”等。由此，还安排了半回书让他给某僧人讲诗法，使其心悦诚服地皈依正宗。而李白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豪情侠气，对侠客极为崇赞，如名作《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所以作者以李又白为文素臣的别名，正是把“儒”与“侠”连接起来的巧妙一笔。
除了姓名的巧思外，作者刻画文素臣“侠”的一面用了大量的笔墨。如反复写英雄救美，写见义勇为。最夸张的一段是在杭州遇到蛟龙发洪水，他落入浊流之中，命在旦夕，但想的却是：“发水之故，大约即是此怪。倘能除掉了他，岂不为湖上人弭灾解难？”于是舍生忘死与蛟龙搏斗并予以重创。其行走于江湖之上，由于侠义豪爽，结交了不少豪杰。如：
回转身仍复追过去。那众盗拼命迎斗，这番却都是步战，怎当素臣神勇？不片刻，早打翻一个，一个往乱林里没命的跑去，其余的一哄都走了。素臣提了一个盗首，并押去的两个……素臣叹息道：“草泽之内，固大有人。”亲为解其绑缚，说道：“你们都去罢。”众人叩谢起来，求问素臣等名姓。素臣道：“萍水相逢，一霎便飘流开去，记恩记怨，总是枉然。你们若改邪归正，后会正自有期。倘然怙恶不悛，就永无相见之日了。何必致问？”
这样的勇略、气魄，非“儒侠”无以当之。早有研究者指出，文素臣就是作者夏敬渠自我投射的白日梦，全书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编次，所指就在这两个方面。可与文素臣相比的是《天雨花》中的左维明。作品中对左维明的描写是：
三年服满年十五，襄阳府学进头名。生得美如冠玉真英俊，秀爽清高气压人。胸藏二酉书千卷，腹隐天经地纬深。锦绣珠玑随口出，万字千言不费心。三教九流无不晓，百家诸子尽知能。兵机阵法多精熟，天文地理更深明。更兼武艺般般好，打拳舞棒胜于人。将门之子英雄种，迂腐全然没半分。
“府学头名”，讲的是基本身份，即儒生;“胸藏二酉”“百家诸子”云云，讲的是读书人本色，而“锦绣珠玑”“万字千言”则强调其才华。有趣的是不仅夸其“武艺般般好”，还具体到“打拳舞棒”上，增强了武勇一面的形象感。而最后落到“迂腐全然没半分”之上，更是把左维明之“儒”明确区分于世俗印象中的腐儒。
左维明的武勇是他行侠仗义的基础。作品写他得知有儿童被恶棍拐卖时，当即决定予以解救，在潜入贼巢之后，只凭几块鹅卵石便打倒了两个罪犯。另一次，偶遇百余名强盗劫掠妇女，他果断设计化妆深入虎穴，盗首赛流星有千斤膂力，舞得好流星锤，而左维明施展武艺，使赛流星甘拜下风，然后乘机将其一锤打死，遣散盗伙，救出难妇。与文素臣一样，左维明也是凭一己之力剿灭奸佞坐到了宰相之位。当时魏忠贤权倾内外，在各地修建生祠，左维明愤然推倒墙垣屋宇，拆毁奸祠。于是奸党嗾使一个妖道用飞剑来刺杀，“只见白光一道”，“觑定左公头顶”，“刷的一声斜刺下”。这时，左维明的武艺就显出了威力：
左公剑法家传授，使动双锋妙入神。满身解数无破绽，把白光抵住不沾身。月光之下三口剑，一派叮当响亮声。斗了一个时辰后，白光渐渐慢腾腾。左公一剑挥将，叮当砍落在埃尘。
然后将计就计，用智谋殄灭了全部奸党。凡人书生能与飞剑争雄，并且斗一个时辰后将其击落，这样的情节小说史上绝无仅有。
清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出现了一批女性创作的长篇韵体小说一弹词。这些作品的男主人公完全是女作者白日梦式的理想人物，大半是与左维明类似的亦儒亦侠、文武兼备的形象，是女性的一种心理期待。最典型的一部当属《玉钏缘》，其中男主角谢玉辉受到君王青睐，当场单独面试，于是：“兔毫飞舞施才学，果然一笔扫千言……字字清新无俗气，行行玉润与珠圆。天子吃惊难脱手，朗朗高声念几番。”而谢玉辉又主动请缨演习武艺，结果：“玉辉搭上狼牙箭，箭发流星一样般。……天子道：不料爱卿才如子建，七步成章;武似孙吴，穿杨奇射。寡人钦赐文武状元……”“才如子建，武似孙吴”，“文武状元”，可谓登峰造极了。
三
“儒侠”观念的出现，实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儒侠”文学形象在清代小说中涌现，则有时代的缘由。
在《论语》中有不少提倡、赞美阳刚之气的论述，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至《孟子》则更进一步，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白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白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这些主张的核心就是要勇于维护正义，要敢于承担责任，从而赞扬主体人格的阳刚气质。这些与司马迁所提倡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精神隐然相通。
儒家经典中，还有更为生动的张扬儒生之武勇侠气的段落，就是《韩诗外传》所记子夏与勇士公孙悁之间的较量：
卫灵公昼寝而起，志气益衰，使人驰召勇士公孙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日：“何驱之疾也？”对日：“公昼寝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孙悁。”子夏日：“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日：“可。”子夏日：“载我而反。”至，君日：“使子召勇士，何为召儒？”使者日：“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日‘可’，即载与来。”君日：“诺，延先生上。”趣召公孙悁至，入门杖剑疾呼日：“商，下！我存若头！”子夏顾，咄之日：“咄！内剑，吾将与若言勇。”于是君令内剑而上。子夏日：“来，吾尝与子从君而西见赵简子。简子披发杖矛而见我君。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日：‘诸侯相见，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将以颈血溅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见吾君。子耶？我耶？”悁日：“子也。”“……又与子从君于囿中。于是两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还。子耶？我耶？”悁日：“子也。”子夏日：“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贵为士者，上摄万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节矜而敌不侵扰，内禁残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长，君子之所致贵也。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恶也，众之所诛锄也。诗日：‘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夫何以论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灵公避席抑手日：“寡人虽不敏，请从先生之勇。诗日：‘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卜先生也。”
可以说，在儒家思想传统中，本就有浓厚的尚义好勇的基因，只不过因后世统治者的专制政策与应运而生的腐儒群体的“共谋”而被遮蔽了。
这一思想传统在秦汉之后虽被摈于边緣，却也不绝如缕。而到明中叶随王学之兴萌发了生机。王阳明为一代大儒，事功却多为兵事武略。他与弟子切磋，每每言及“大勇”，有“勇为仁之资，正吾侪之所尚欠也”之说。其学说的核心“致良知”，主旨便是张扬主体精神，由此而声称“做得个狂者的胸次”。据其《年谱》所载：“二十六岁寓京师，边报甚急，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日：‘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其后学泰州诸人更是不受羁縻的人物，李贽直接称王艮为一侠客，王世贞则将泰州诸人归为江湖大侠。正如黄宗羲形容的：“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王学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不要说清初的黄宗羲等人本身就是承接了阳明的思想血脉，潜在的影响痕迹稍微留意便不难看到，如前述《野叟曝言》写文素臣：“素臣幼慧，方四岁时，即通四声之学。文公每置膝上，令其谐声，以为笑乐。偶问其志：‘愿富贵否？’日：‘愿读书。“欲中状元否？’日：‘欲为圣贤。”’此事便类似于王阳明年谱中所记载的十一岁时不欲登第而愿为圣贤的佳话。
至明中后期，随着政治矛盾的加剧和边塞告急，读书人对军事用兵有了较多
正是有此大背景，方有了小说中一系列的“儒侠”形象。
四
清代小说的儒侠形象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武侠文学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侠作家首推还珠楼主。他笔下侠客中颇有几个书生形象的，如《青门十四侠》中的侠客裴琮;又如《独手丐》写一文武双全的侠士，为避仇敌隐居土豪家中做教书先生，后又避入秦岭山中，与裴琮经历相似。稍晚些的朱贞木，其代表作《七杀碑》的男主人公杨展是典型的儒而侠。“十五岁的那一年……参加县考，屡次名列前茅，由童生而秀才，很容易地披上蓝衫。”其后便把精力全用于习武，一次偶遇巨盗摇天动抢劫，他挺身而出，把盗伙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拂衣而去。
五六十年代的武侠三大家在这方面就更用心了。
金庸的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以一“书”一“剑”命名，隐含的正是儒侠之意。作品的男主人公陈家洛，乾隆皇帝对他的观感是：“听兄琴韵中隐隐有金戈之声，似胸中藏有十万甲兵。但观兄相貌又似贵介公子，温文尔雅……”他自己题诗明志日：“携书弹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家。”“携书弹剑”可以说正是儒侠的指代修辞。而小说开端写教书先生陆菲青隐于将军府做西席，真实身份却是反清义侠。这个思路则显然受到还珠楼主的启发。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里面的“标杆型”人物是陈近南。“江湖上有言道：‘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其武功之高，义气侠情之重，由此可以想见。但其形象却是三十多岁的书生。在一系列矛盾冲突中，他表现出来的忠贞不二、热血担当、刚毅卓绝，既有醇儒气象，又是群侠领袖。陈近南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作品凡涉及他的地方，笔墨都带着几分敬意。这敬意显然是因为这个形象身上的儒侠人格魅力。
梁羽生《萍踪侠影》中的张丹枫，是其几十部作品中典型的儒而侠的人格设定，且看作者是如何描写的：
只见那书生走近摩挲，看了又看，忽而高声歌道：“谁把苏杭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古愁！呀，呀，牵——动——长——江——万——古——愁！”唱到最后一句，反复吟咏，摇曳生姿，真如不胜那万古之愁……书生纵声大笑，吟道：“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流俗。当哭便哭，当笑便笑，何必矫情饰俗。你我俱是性情中人，哭哭笑笑，有何足怪？”双手把画缓缓卷起，又吟道：“长江万古向东流，立马胡山志未酬，六十年来一回顾，江南漠北几人愁？”
张丹枫一出场，标志性的行为就是吟诗。可以说，在所有武侠作品中，没有一个侠士对诗词的爱好如张丹枫之甚。当然，吟诗之后，便是见义勇为、技压群雄的“侠”戏了。不过，任是多么重大的龙争虎斗，他总是要把书生的特质表现一番，如刚刚密会明英宗又杀出瓦刺大营，“猛然省起，今夕何夕，正是中秋……一霎时间，许多吟咏中秋的清词丽句，都涌上心头……一指明月，曼声吟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而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与于谦商定抗敌大计，这里作者也要把他书生的特质表现一番：
抬头一望，又见大堂之上，挂着一张条幅，写的是一首七言诗，诗道：“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乃是咏石灰之诗，左下角有一行小字，题的是：“瓦刺围城之日，偶忆旧作，感而录此。于谦自题。’
张丹枫心中一动，大声说道：“于大人，既然粉骨碎身全不怕，那又何必怕宵小的议论，史官的诬陷？”于谦瞿然一惊，双目炯炯，仰视长空，忽而叹道：“贤侄，只有你一人知道我的心意。只是兹事体大，粉骨碎身犹在其次，只恐我将来要蒙不白之冤。”张丹枫道：“当今天子既已被俘，大人当为大明的江山着想，当机立断，此其时矣。即算他日皇帝降罪，粉骨碎身，但大人已留清白在人间，万世千秋，永垂青史，又何足惧？”于谦眉心的重结一下解开，拍案说道：“贤侄说的是。我明日便立新君，尽杀逆党，亲自督战九门！”说张丹枫是现代武侠小说中儒侠形象第一人，应当之无愧了。
古龙的写作风格与梁、金迥然不同，但同样在塑造人物、编织情节等方面受到清代小说“儒侠”形象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圆月弯刀》的男主人公由《聊斋·娇娜》脱胎而来，痕迹是十分明显的。这里就不做详述了。
综上所述，清代以来小说当中的儒侠形象是一种人物的艺术长廊，这种形象的书写不仅包含着时代、作者情感等多元因素，而且有着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这一研究将为探究清代小说和透视武侠文化提供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