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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王九年（前年）九月，楚庄王出兵伐陈，诛杀了弑君自立的陈国司马夏徵舒，平定了陈国的内乱，然后改立逃亡晋国的陈太子午为新任陈侯，即陈成公。
之后，楚庄王因此次‘出兵伐逆、恢复陈国社稷’之事，使得楚国在诸侯之间的‘蛮横、少礼’形象得以大大地改观，楚国原本不具有（或者说很少）的道义优势，开始不断地展现出来，诸侯们对楚国的认知也有所改变。
因此，楚庄王决心借着这个好机会，再次出兵讨伐“背盟叛楚、首鼠两端”的郑国，将郑国再次拉回到楚国为首的诸侯联盟的阵营中来（以便于和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进行新的争霸斗争）。
楚庄王这一生，在即位后展开的对外作战高达二十四次，其中有十二次便是直接针对郑国，可见楚庄王对控制郑国这个中原咽喉之地的愿望有多么强烈，而郑国的命运又有多么的悲催！
楚庄王在位一共二十三年，除了前期与国内权臣若敖氏进行了激烈的内斗之外，基本上楚庄王的对外作战就是围着郑国打，以达到引诱郑国背后的晋国出兵南下干涉，随后借机与晋军进行会战并击败之，以达到夺取（或者稳固自己的）诸侯霸主地位的终极目的。
周定王十年（前年）春，平定陈国之乱后第二年，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养和军械物资准备后，楚军完成了战前准备，齐整满员、车马完备、士气高昂，出兵伐郑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楚庄王亲率楚国三军再次出征，目标直指郑国；而楚军以令尹孙叔敖将中军，楚庄王的两个弟弟子反、子重分将左右二军；楚庄王挥军北上，发动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对郑攻伐作战。
当楚军隆隆杀来之际，对此早有预料的郑襄公赶紧派出使者，向盟主晋国发出求救信，请晋军像前几次援助郑国一样，赶紧出兵击退楚军的进攻，维护晋郑联盟的稳定。
可恰好此时，晋国朝堂上出现了突然的人事变动——晋中军将兼执政大夫郤缺因年老而去世，晋国执政之位空缺，晋国需要重新调整朝堂上的人事安排和权力分配，以稳定国内形势；晋国的几大卿族都在趁着郤缺去世的机会，扩大自己家族的利益和争夺朝堂上的位置，一时间顾不上讨论出兵援郑事宜；因此郑国使者没能第一时间说动晋国卿士们发动晋军出兵南下援郑，从晋国无功而返。
当郑使尚在晋国向盟主求援的时候，楚军已经在楚庄王的率领下兵临新郑城外，随后展开了围城作战。楚庄王决心此次出兵一定要彻底地拿下郑国，让郑国从此老老实实地成为楚国的附属国（小弟），省得日后自己一退兵回国，郑国又在晋楚之间开始骑墙摇摆，叛伏不定。
楚军包围新郑之后，连续进攻了十七天，切断了新郑和郑国外地城邑的联系，还做出了一举克城的架势。而城内的郑襄公原以为楚军会像前几次伐郑一样，以出兵讨伐的动作来压迫郑国重新结盟、归附楚国，因此对楚军的这一次征讨没有太担心，只是派出使者向晋国求援，再召集军队坚守新郑。
可郑襄公没想到楚军这一次居然动真格的了，摆出了一副要拿下新郑、毁郑国宗庙社稷的架势。因此，在惊慌失措之下，郑襄公便想要和楚国马上媾和，暂时低头，以维系郑国宗庙社稷的安全。
但郑襄公在准备与楚国媾和前，按惯例向郑国巫祝进行占卜、以求此事吉凶时，却得到了‘大凶’的卦象；郑襄公愈发地胆战心惊，便改道前往郑国太庙祭拜先君，并在祖庙内嚎啕大哭，然后命令全城军民做好与楚军巷战的准备。
在郑襄公于太庙中痛哭流涕、祭拜祖宗之时，陪同他一起前往祭拜的郑国大夫们也学着国君的样子，在祖庙里放声大哭；得知国君在太庙中痛哭的新郑的国人们，也在家中嚎哭，守城的郑军士卒在城头也是痛哭不已，新郑内外顿时哭声震天。
在一片痛哭声中，郑襄公不甘心就此丢掉宗庙社稷，于是再次命巫祝占卜，询问与楚军作战的结果，结果这一次居然得到了‘吉卦’；郑襄公大喜过望，认为是自己和大夫、国人、士卒们的痛哭声感动了先君和昊天，于是改变要和楚军媾和的想法，坚定了要和楚军进行巷战的决心。
此时，在城外的楚庄王也听见了城内的震天哭声；得知新郑人人痛哭的原因之后，楚庄王认为这样凭借蛮横的武力去强行压服郑国不是个好事，自己也要保持楚国好不容易得来的正面国际形象，以利于今后扩展楚国的利益。
于是，楚庄王下令楚军暂缓进攻新郑，并命围城的军队稍稍后撤一段距离，做出缓和的善意，等郑国派人前来求和。
但城内的郑襄公见楚军无故撤退后，误以为是自己和国人们的痛哭行为起了大作用，根本没想主动派人去和楚军议和；不但如此，郑襄公还趁楚军后撤之际，赶紧派人抢修了之前被楚军攻城时破坏的新郑城墙，以固守等待晋军将来的救援。
原本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楚庄王想要以稍微后撤来显示自己的诚意，为楚军争取到道义的制高点，可楚庄王万万没想到，郑襄公这个不识相的糊涂蛋居然不领会自己好意，还一味地加固城墙、死守新郑，就是不请和，简直不可理喻。
于是，盛怒之下的楚庄王立即下令楚军掉头再次将新郑包围，继续猛攻；第二次攻城，楚军连续三个月都没有撤围，而郑襄公所期盼的晋国援军也久等不至；最终，人力、物力都消耗殆尽的郑人无法在坚持下去，新郑终于被楚军攻破。
破城后，楚军从新郑皇门（内城正门）冲进了城内，直抵郑国公宫的大门前，将郑襄公包围在公宫中。而走投无路的郑襄公为了保命，只得自己动手脱去了上衣，然后手牵着羊羔，跪在了公宫的大门外，以这种屈辱的姿态去迎接即将进城的楚庄王，并请求他的宽恕（后世成语‘肉袒牵羊’，便来源于此；郑襄公此举和当年许僖公对楚成王的‘面缚衔璧’举动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向胜利者表示完全臣服的做法）。
而面对光着膀子、牵着羊羔，终于‘识相’低头了的郑襄公，进城后的楚庄王先是客客气气地让他穿好了衣服，再用诸侯会见诸侯的礼仪来接待他，没有刻意去折辱郑襄公。
在面对楚庄王时，郑襄公谦卑而顺服地对楚庄王说：
“我上不能应承天意，下不能侍奉于您，使得您带着怨恨之意来到郑国，这完全都是我的罪过，岂敢不唯命是从；假使您因此要将我放逐到海边，把郑地赐给诸侯，把郑人都当做楚国的仆役，那我也将听从您的吩咐；但如果您还感怀郑、楚两国之前的盟誓友好，还顾念着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等先王、先君们的福荫（郑国始祖郑桓公，是周厉王少子、周宣王之弟，并由周宣王册立为诸侯），使郑国社稷不灭，让我能重新侍奉您，就像楚国的诸县一样，这就是您的恩德、我的心愿了。这原本不是我所敢指望的，现在恭敬地在您面前坦露自己的心思。”
楚庄王以诸侯会见诸侯的礼仪来对待郑襄公，好声好气地安慰他；而会面结束之后，楚庄王又安排人送郑襄公返回郑国公宫内去好好休息，压一压惊。随后，楚庄王便召集令尹孙叔敖为首的楚国诸臣，商议对郑国的处置办法。
当时，楚国的大夫们都劝楚庄王说：
“不能轻易放过郑国，我们楚国之前所得到的国家，从来没有轻易放过的！”
（楚国历代先王之前所伐灭的‘申、息、邓、弦、黄、江、庸’等国，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宗庙和社稷）。
但楚庄王思考良久，为了维护楚国来之不易的良好‘口碑、道义’，最后还是不同意大夫们的意见，他对楚国大夫们说：
“郑伯（郑襄公）为了维系国家的社稷不灭亡，能够以如此谦卑低顺地姿态屈服于我之下，这样的行为，必定能取信和激励他的子民；郑国，恐怕还是很有希望的！”
此时，楚军已经在郑国境内经历了近四个月的高强度征战，士卒们普遍疲惫不堪，急需马上休整补充以恢复军队的元气；假如因为强行灭郑而激起郑人反抗的话，那么疲劳过度的楚军有没有额外的精力去进行弹压郑人反抗的行动，可就不好说了。
再有，郑国也不是之前的‘黄、江、庸’等南方小国可以相比，那是诸夏中较大、较重要的国家，同时也是周王室重要的宗邦，假如强行灭郑，就极有可能引起中原其他诸侯国的警惕和反对（比如齐、鲁、宋、卫等国，更加不要说晋国了）；到了那个时候，楚国可就被动了，说不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引起诸侯联军的共同出兵干涉，那可就不划算了。
因此，综合考虑之下，头脑十分清楚的楚庄王这才力排众议，决心在郑国归顺的前提下，和郑国订立新的盟约、休兵议和，保留郑国这个和中原诸国（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于是，楚庄王在得到郑襄公的归附后，便率楚军退出了新郑，并派楚国大夫潘尪留在新郑，负责和郑襄公协商签订新盟约事宜，并要求郑襄公以郑国公族子弟入楚做为质子。
楚国主动退兵后，还在郑国公宫中惴惴不安、不知郑国社稷是否能够保住的郑襄公，在得到潘尪递交的‘订立新的楚郑盟约’消息后，当即大喜过望，立即同意了潘尪地请求，并以弟弟公子去疾（子良）为全权代表，代替自己与潘尪完成议和、盟誓等事宜，然后前往楚国（也就是做为人质）；潘尪则留在新郑为人质。楚、郑以互换人质的做法，来保证两国盟约的稳固性和坚定性。
随着楚郑盟约的又一次达成，楚国伐郑之役就此暂时宣告结束，楚庄王率楚军撤离了新郑，不过并没有离开郑国境内，而是仅仅后退了一舍（三十里），依旧留驻在郑国境内的郔地（河南郑州以北），一边休整军队、补充给养、准备军械，一边等待着老对手——晋国军队的到来。
楚庄王之所以这么做，是料定晋国绝不会轻易放弃郑国这个位置重要的盟友，一定会出兵前来干涉、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既然早晚要对决，那么干脆就不走了，就留下来好好地与晋军较量一下，也检验检验楚军这些年来的备战、训练效果吧。
而在郑国重归楚国控制的同时，晋国朝堂上的人事调整也终于完成——经过诸卿家族的激烈权力博弈和相互利益交换之后，中军佐荀林父历经二十多年等待，终于得以再进一步，晋升为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成为了晋国第七任执政（不容易啊）。
此时的晋国朝堂六卿，是——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荀林父、中军佐先觳（先轸曾孙）、上军将士会、上军佐郤克（郤缺之子）、下军将赵朔（赵盾之子）、下军佐栾书（栾枝之孙）。
权力、地位、利益重新分配完毕后，晋国的卿士们这才想起来——盟友郑国还在被楚国包围攻打中，要是再不快一点出兵救援的话，那可就得改援郑为伐郑了（郑国的底细大家都知道，不是倒向楚国，就是倒向晋国——实际上，这个时候郑国都已经倒向楚国了，只是晋国卿士们还不知道而已）。
于是，在向国君晋景公奏报并得到同意后，荀林父便率晋国三军出征，以援救盟友郑国；而晋国其他五卿——中军佐先觳、上军将士会、上军佐郤克、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也全部出动；此外，晋国卿族中的赵括、赵婴齐出任中军大夫，巩朔、韩穿出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出任下军大夫，韩厥任军司马，一起率家族私兵随军出征。
荀林父出兵后，刚刚率晋军主力抵达大河（黄河）北岸、还没开始渡河时，楚国已降服郑国、并和郑国订立了新盟约的消息就传了过来。当时，荀林父认为——郑国这么反复骑墙于晋楚之间的做法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前也出现过，那么这次就等楚军退兵后、晋军再抵达郑国，到时候郑国就又会主动归附于晋。
因此，荀林父不准备大动干戈，而是退兵回国，等楚军撤退后再赶往郑国；于是荀林父召开了军事会议，对诸军将佐、随军大夫们说：
“我们还没赶到郑国，楚国就已经成功了（逼迫郑国归附于楚），我们如果再强行渡河作战的话，既劳动了国内的百姓，又增加了将士们的辛苦，继续出兵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就此退兵回国，等楚军撤离了郑国之后，我们再去收拾局面，也不算晚；郑国，终究还是会继续依附于我们晋国的。”
其他五卿之中，上军将士会完全同意荀林父的意见，赞同退兵以待来日，他补充说：
“我听说用兵之道，要先观察敌情、再随机而动；如果能将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仪等方面都做得合乎兵法常道，那么那支军队就是不可抵挡的，不能轻易向这样的军队发起进攻。现在，楚军连续伐陈、伐郑，既消灭了叛臣（夏徵舒），又赦免了二心（郑襄公），楚国的德行、刑罚两方面都完成得很好，道义形象也树立起来了。德行既立、刑罚得施、政事告成、事典执行，礼节得体，我们还拿什么去抵挡楚国呢？
能获胜就奋勇前进，有困难就暂时后退，这才是治军的最佳办法，而兼弱攻昧，也是用兵的最佳规则（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现在，又不是没有其他弱小而昏暗的国家可以征讨，为什么一定要和楚军这样的强军正面对战呢。先贤曾说过‘取乱侮亡’，又说‘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还说过‘无竞惟烈’。这就是告诉我们——兼并衰弱、进攻昏昧，以致力于功业；请您（荀林父）暂时整顿军队、筹划武备，再行收降郑国吧！”
后世成语‘知难而退’，就是出自士会的这一番长篇大论之中。
但荀林父和士会所提出的正确退兵意见，却遭到了中军佐先榖的坚决反对，他不同意撤军，还气呼呼地反驳荀林父、士会说：
“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晋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号令天下，靠的就是士卒们的奋勇争先，臣子们的勠力同心，大家一起尽职尽力，这才有了如今的来之不易局面；可现在，还没与敌军作战，便失去了诸侯（郑国），不能说是尽力；敌军就在前面，却不去主动迎战，不能说是奋勇；因为我们的怯懦和退缩缘故，而导致晋国失去了诸侯霸主的地位的话，那我们还不如死了！没见到强敌就不战而退，这不是大丈夫所为；你们（荀林父、士会）身为军队的统帅，却做出了不符合大丈夫行为的事，实在让人羞愧；这也只有你们能做到，我做不到！”
于是，气鼓鼓、忿忿不平的先榖在军事会议结束之后，就带着属于自己指挥的部分中军士卒，以及先氏家族的私兵，抢先渡过了大河，准备单独率军对当面的楚军发起进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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