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1圣散子方与苏东坡
宋代元丰年间，苏东坡谪居*州，时逢当地瘟疫流行。在*州连岁大疫中，东坡故人巢谷所藏秘方圣散子方，屡建奇功，救人无数。东坡为之所动，而求方于巢氏，巢氏以东坡誓而不传他人为条件，将其方相授。之后，苏东坡在任杭州知州时，又逢疫病流行，圣散子方再建奇功，杭州民众“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苏东坡几次亲历圣散子的奇效，于是怀着一颗普济众生的伟大胸怀，不顾所立誓言，将其方传于当时的名医庞安常，并著《圣散子方》将之公诸于世，推而广之。在《圣散子方》一书，苏东坡对圣散子方之用做了论述，论曰:“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状至危笃，连饮数剂，而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瘥……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可见苏东坡对圣散子的推崇。但是其以“一切不问”“不可以常理而诘”“不问老少良贱”来论方，其于圣散子方的认识可谓粗浅。即便如此，圣散子方还是随着苏东坡的名字流传开来。其方之用，盛极一时。
2圣散子方之用流弊迭起
被苏东坡百般推崇的圣散子方，在后人的应用中却屡出意外。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在宋人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及明代医家俞弁《续医说·第三卷·圣散子方》中，都提到了宋末辛未年时，永嘉瘟疫流行，服圣散子被害者“不可胜数”“不可胜纪”的悲惨局面。此外，俞弁还清楚的记载了圣散子方在明代的一次应用:“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昔日“活人无数”的济世良方，摇身一变成了“杀人无数”的侩子手。其原因为何?有人将矛头指向了苏东坡。苏东坡对圣散子方的传承、推广，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但美中不足的是，其对圣散子方推崇过度，虽有治验而不甚明其理，竟以“一切不问”的武断方式来传播其方，误导了人们对于圣散子方的认识。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究医药之毒，实因于医，而非因于方药本身。正如伊广谦先生所说:“平心而论，这不是圣散子之误，乃应用圣散子不当之误”。然而，“圣散子方”在这个时候还是被人们遗弃了。
3“圣散子”其方
“圣散子方”自明代后，为世人所遗弃，流传已为罕见。时至今日，《圣散子方》一书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宋代刻本以及旧山楼赵氏的抄本。在《苏沈良方》《伤寒总病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书，也可看到圣散子方的面目，但所载的圣散子方在药味、药物炮制、服用方法上略有差别。以药味而言，宋刻本《圣散子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伤寒总病论》(其所载“吴术”即“苍术”)所载22味药物相同。而《苏沈良方》所载药物为二十味，少了“吴茱萸”和“苍术”；钱曾《读书敏求记》中记载圣散子方不过二十八味;《金匮翼》所载又无白术、半夏，而多了升麻、羌活、川芎、白芷。这些不同的记载，可能是后世之人在应用过程中做了适当的变通，但其方义并没有改变。
据宋刻本载，其方药有高良姜(麻油拌炒)、白术(去芦)、白芍(去皮)、藁本(去皮)、茯苓(去皮)、柴胡(去芦)、麻*(去根节)、防风(去芦)、泽泻(去皮须)、猪苓(去皮)、藿香(去枝土)、细辛(去苗)、吴茱萸(汤洗七次)、独活(去芦)、苍术(去黑皮，米泔水浸)、枳壳(去皮，麸炒)、厚朴(去粗皮，姜汁制，炙)、半夏(汤洗七次，姜汁制)、附子(炒制，去皮脐尖)、石菖蒲(忌犯铁器)以上各半两、甘草(炙，一两)、草豆蔻(十个，去皮)等22味，用以“治伤寒时行疫疠、风温、湿温，一切不问，阴阳两感，表里未辨，或外热内寒，或内热外寒，头项腰脊拘急疼痛，发热恶寒，肢节疼重，呕逆，喘咳，鼻塞声重及食饮生冷伤在胃，胸膈满闷，伤肋胁胀痛，心下结痞，手足逆冷，肠鸣泄泻，水谷不消，时自汗出，小便不利，并宜服之”。
分析：方以麻*、细辛、附子、吴茱萸、高良姜温阳散寒，以苍术、厚朴、藿香、半夏、石菖蒲、草豆蔻燥湿，以茯苓、猪苓、泽泻渗湿，白术健脾化湿，防风、藁本、独活以风胜湿;柴胡、枳壳、芍药、甘草合为四逆散，调畅气机之用。以方测证，不难看出此方是为寒湿之邪而设。虽然我们不能从记载中得知当时在*州、杭州流行的是哪种疫病，但是据理而论，当是寒湿疫病。若以此辛热燥烈之药治疗温热疫病，怎么能不为祸害呢?
4运气学说与圣散子方
“圣散子方”自苏东坡而得以传世，并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但是，短暂的辉煌之后就被人们弃用了。分析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后世的不恰当应用中，“圣散子”遭人误解，多遭诋毁，而被束之高阁;其二，运气环境的改变，寒湿疫病销声匿迹，“圣散子”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幸运的是，“圣散子”没有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后世一些杰出医家的，以运气学说的原理对其重新解读，使“圣散子方”获得了新的生命。
苏东坡曾将圣散子方，最早传予了当时的名医庞安时。但是，庞安时并未加入己论，而是将其方及苏东坡之论一并收入其书《伤寒总病论》中。
宋代医家陈无择，认识到苏东坡所论的不足之处，并开始从“理”上分析圣散子方。他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六》中说:“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往往顷时，寒疫流行，其药偶中，抑未知方土有所偏宜，未可考也。东坡便谓与三建散同类，一切不问，似太不近人情。”并首次提出了圣散子治疗寒疫的观点，并强调在疫病的诊治中“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此时，对圣散子方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圣散子自此开始了其新的生命。
至明代，俞弁在《续医说》对苏东坡当时所在的*州的寒湿环境做了更进一步地分析，强调了辨阴阳二证的重要性，认为若不辩阴阳二症，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张凤逵在《增订叶评伤暑全书》一书，明确地指出:疫多病于金水不敛之年，圣散子寒疫挟湿之方而设，永嘉、宣和年间服此方殒命者，是因为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而致。其二人之言，可谓切中肯綮，发人深省。
清代，伤寒医家尤怡认识到因为运气环境不同，疫病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并明确指出苏东坡圣散子之证，是属“寒湿”之疫，强调“法不可不备，惟用之者得其当耳”。至温病学说兴起，中医在外感热病的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温病与疫病是有差别的，但温病的发展带动了疫病的发展，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温病学家吴鞠通，就指出了寒疫与温病的不同，并揭示出了寒疫与运气的关系，认为“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五运寒水太过之岁，或六气加临之客气为寒水”，是寒疫发生的运气环境。清乾嘉年间的名医王朴庄，以《内经》“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而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为依据，扩而大之，提出了“六气大司天”理论即，“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大气，五运六气迭乘，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其中，王氏就运用“大司天”理论，对“圣散子方”在宋代治疗疫病前后迥异的效果做了分析，认为自*帝甲子前三十年厥阴风木司天，后三十年少阳相火在泉开始，至苏东坡以圣散子治疫时，正值第六十三甲子太阴湿土在泉，而至辛未年时已交六十四甲子，相火已开始用事。运气环境变了，而仍以温燥的“圣散子”治疫，难免会有贻误。陆懋修承其外曾祖王氏之学，对“六气大司天”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著作《文十六卷·卷六·附:瘟疫病选方》中，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公谪居*州，尚在六十三甲子，湿土运中，方必大效。至五十岁后，又值六十四甲子，相火之运，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
无论是传统的运气学说对寒湿运气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