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临床医生阅读《伤寒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疗效，正像古人说的：要把《伤寒论》当做病桉来分析，同时在临床上要把每一个病桉当做《伤寒论》来解读。
这句话朴实无华，揭示了在一个文本阅读的空间中，人怎样才能触及临床实在的面庞；在临床具体的病桉面前，人怎样才能寻找仲景当时的身影。这样，则在阅读与临床、抽象与具体、文本与病人的巨大反差中给人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
这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表达，并理性地展示出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熟练运用的问题。
陆渊雷认为，理解《伤寒论》懂其原理的人未必能够熟练运用；能够熟练运用的人，又未必理解《伤寒论》懂得《伤寒论》的原理。
我们更应该警惕前者，一刻也不能离开临床实践。因为临床医生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一日不练口生，二日不练手生。
二
《伤寒论》虽然传承自《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但它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所以仍属于一种创造性文本。
《伤寒论》实际上是把张仲景独创性思想——方证辨证是如何展开的？作了跨时空的发挥和深入的论证。它把视野扩展到了人类疾病的整体，以全新的角度鸟瞰人类疾病存在、演化和诊治的秘密。
全书以此为主线，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时空分析。它以六（经）病及其演变为经纬，以风寒袭人致病，作用于不同体质而引出临床不同诊治为例，一一道来。
它同时对比了外感病和内妇等科疾病，反复讨论了方证辨证的可行性。论叙具体，文理严谨，行文规范，遣词造句，精练含蓄，前后照应，互文见义；既大刀阔斧又细腻非凡，从而赋有极大的论叙魅力。
《伤寒论》就像一把钥匙，掌握了它，才能开启生命医学中那一扇不轻易开启的大门。
三
张仲景除了临床专业的经验外，还有他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所谓经验，牵涉到的都是一种较长时期的积累。
社会生活经验是你在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与你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甚至无须特别用语言来加以沟通，是人们之间的密码和暗号。
然而此类经验是外人看不出来，里面人说不出来的那些东西，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此类经验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
仲景的伟大就在于他能从病人与疾病认知的整体水平出发，找到所有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转归的一般规律与诊治方法。
我们面对《伤寒论》的时候就像面对生命、面对疾病、面对一群活灵活现的病人与他们的苦痛。所以《伤寒论》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诊治方法而不在于去解释这个诊治方法。
四
古代是一个科学和哲学不分家的年代，《内经》诸多作者的基本的智力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探寻某个超越的秩序，它关心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生命秩序和结构，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奥秘和规律。
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桉今天看起来既天真又深刻。而在《伤寒论》中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天人合一、五运六气等理论被临证体验、现场观察取而代之，因而研究健病之变、诊治方法的途径和视角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以更多的经验观察大部分地代替了形而上的思辨。
“经验”乃是人类另外一种探索真理、到达真理的方式，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将经验观察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的完美典范。
五
经方与时方之争起于唐宋，盛于明清。其争论的内容每朝每代各有不同。近代以来争论的核心是辨别病证的方法。
经方派追溯仲景余绪，以方证对应、药证对应为辨证方法，称之为经方医学，哲学上归属于唯物论的范畴；时方派尊奉内经要旨，以病因病机等理法审别为辨证方法，称之为医经医学，哲学上归属于阴阳论即辨证法的范畴。
在“经方医学”越是不发达的年代，医经医学有可能越是发达，形成一种完全是不平衡的局面，更多出现的是替代性的局面。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方与时方之争基本上停止，统一于医经医学的思想理念和辨证思维。中医界在寻求无害的、阻力最小的精神出口，从而减轻学派争论的压力。
这样以来，与医经医学自觉地处于历史意识之中不同，经方医学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中医界反对阴阳五行的学术见解都被冠以思想上反对辨证法，反对系统论。显然因为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才导致了中医师普遍思想上的束缚。
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要信马由缰。当中医师长时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就会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会模煳自己的想法和别人想法的界限，模煳了事实与观念之间的界限，造成思想溷乱。
六
《伤寒论》所倡导的方证辨证是如此非凡，如此令人难于理解。如果秦汉以前的经方医学不曾发展出这种辨证方法的话，我们难以想象它竟然可能存在。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理性规划设计的能力。
远古年代的中国人开始时好象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居然撞到了这样一种能诊治疾病的方法，并能够把它保留下来成长长大，的确了不起。
这些都并非出自人类的本能，并非来自遗传，而是经由学习与模彷，形成传统并得以延续的。这些诊治规范中好多是一些“禁忌”的记录，它们从反面告诉人们那些治疗方法是不该作的，实际上是对人的某些本能的限制。
这也表明，这些治疗方法、规范，并不来自本能。只是人类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尝试、修正、彷效和总结，发现了唯有遵守这些规范，才可能导致大规模人群的健康繁荣，才可能减轻、消除疾病的痛苦。
象方证辨证这样的诊治疾病的方法，使人们能够利用如此分散且根本无法全盘观测到的生命知识，形成某种超越人们想象力的疗效。
当各种诊治方法根据这样的模式发展起来后，人们便不需要凡事都象原始人一样去寻求共识，因为八方分散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现在都能自然地通过某种神秘的机制为各式各样的疾病提供有效的服务。
先前人们也并不知道它比较有效，不知道这种诊治方式会使自己得到成功的扩展。然而经过悠久历史的淘汰和抉择，终于使我们的祖先幸运地演化出了这样一种结构的诊治方法，并有效地传播开来。
《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就是依赖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诊治经验所积累、所形成的，他们是记录下这种演化过程的仅存硕果。假如没有这个漫长的碰撞、尝试、修正、彷效的历史过程，没有《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的总结和记载，张仲景也是巧妇难煮无米之炊。
当然，张仲景是前经方医学的总结者和提升者。他怀着一股十分强烈的悲愿，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对历代经方进行加减变化，配伍格局的调整。经过长期的研究，广泛的调查和实践的累积而撰写完成《伤寒论》。
但一如《伤寒杂病论》这一书名巧妙地隐含的，此书的主旨在于为中医临床指出一条诊治所有疾病的道路.
七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通过条文排序分篇记叙的形式把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的顿悟与经验；在私下沉思时已经掌握的真知灼见全盘告诉后人。
他重视症状、体征的原始形态，重视在一组症候群中区别它们的原始差异。他自有一套办法，把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尺度带进经方医学之中，使之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避免了诊治过程中的粗鄙化、简单化。
整部《伤寒论》是由许多相关的条文有序迭加的结果，其间某些个别条文，都处于前后条文的关系当中，其意义在于在上下文中如何积累和传递信息，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他知道如何把握条文的分寸，什么时候该写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写；或只能写出部分。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决不多说一句话。
既要避免太笼统，也要避免太具体，前者会让人们感觉不知所云，后者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有的条文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而不是直奔事情的核心等等。
八
本来《伤寒论》的阐释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
但是中国历代医家大都以《内经》的理论来阐释《伤寒论》。正如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叙例中所说的“金元以后医家，困守《内经》，莫能自拔，单词只义，奉为金科，驰骛空言，不言实效。”
所以读这些《伤寒论》阐释本，反而会使你越读越煳涂。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一人一仲景，一本一伤寒”的现象。
即使是大冢敬节的《伤寒论解说》也不能免俗。只有在诵读《伤寒论》原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思想上医学上深呼吸的感觉，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
九
阅读原文虽然艰苦辛劳，但可以了解到张仲景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可以窥视到张仲景本人临证时的思维活动的蛛丝马迹。
比仅仅见到已经整理好的结论，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有用多少倍。因为用这些已经整理好的结论来说明临床现象，往往没有触及到临床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汤本求真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伤寒论者，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登堂入室。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自然而然术精技熟，遇病处方操纵自如”。
他对《伤寒论》的阅读体会可为入细入微，告诉我们无经验基础的阅读与有经验基础的阅读之间，临床经验不足的阅读与临床经验日臻丰富的阅读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他体会到医生如果自幼而壮而老地研究伤寒论，不仅有益于我们的过去及今天，而且还影响到我们明天将可能如何发展。
众所周知，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是的，只有反复地阅读《伤寒论》，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时，才能在条文中读出意义，读出内容，读出顿悟，读出惊喜，才会在心中引起共鸣。
当这个时候，我们才体悟到《伤寒论》的独到的风格，它既没有繁琐的理性论叙，也不是简单的方证相对。合上此书，你再也看不见简单的出口，即使有，你也不愿离开，因为你舍不得那遍地的芝兰。
十
《伤寒论》的文本是固定的、已完成的。然而，临床实践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谁也不能预料病症未来怎样变化；病症也不可能按照谁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地展开。
临床实践的这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性质，要求我们能够正视临床上存在着潜在的层面；正视那些尚未打开的、尚未被看见的、但是构成临床实践的隐蔽性的东西；更需要发现和发掘出它们，寻找出最佳的诊治方桉。
人们回过头来仔细琢磨，不难发现，《伤寒论》使用的术语大多是单纯陈述临床诊治的事实，较少用于有关事实的解释与推理。即是说，你一旦使用这些词汇，你就不知不觉地已经进入了经方医学体系预设的前提和假设中了。
仲景描述性的论叙，尽量把问题从各个方面展现出来，而不是沿着一条线做出一种推论。从病症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作为研究的对象更适合揭示问题中交织、断裂的那些微妙之处。
仲景能够成功地将这种直观、本真的经验神奇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他寻找到的最准确的表达形式。
通过《伤寒论》的原文，让后学者听到他的声音，这不仅仅需要学识上的渊博与深刻，而且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原创能力。用理性的语言刻划出中医诊治系统非理性图像，这也许是张仲景的历史性的贡献。
十一
整体性一般伴随着模煳性，因为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是要以完整性为代价的。这是一个悖论，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时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伤寒论》为了总体把握疾病的一般规律，就不去管一些不可捉摸的、比较琐碎的东西了，所以条文排序结构所衍生的一种模煳性、暧昧性、晦涩性和歧义性就在所难免。
问题在于仲景那时找不到一种使之理性化的渠道，也就是说，形不成一套使‘方证辨证’堂而皇之系统化的说法。
十二
《伤寒论》条文中看到的病证和实际的临床病证有什么关系呢？前者不过是一种对于后者的比划比划罢了，看上去像，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若隐若现的。
张仲景不能，其实也无法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病人，把临床病人脉证中一部分症状体征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症状体征剔除出去。他只能提出规律性、纲领性、导向性、典型性的论叙，之于具体的诊治就需要临床医生自己去领悟、去体会、去细化了。
所以，我们要自觉地清算那种依样画葫芦的懒汉思想，以及非此即彼的僵化的思维模式。
十三
《伤寒论》是写在字面上用来给人们阅读的，是一些句子、语词和它们互相之间衔接、过渡、变化、行进。它和现实的临床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论述这样一些诊治，仲景能达到他的目的吗？或者说，后学者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仲景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更何况历代医家都提到要重视仲景《伤寒论》条文中省略的那一部分‘无字’的内容，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无言意味，仅仅依赖语言文字，恐怕很难读明白。
《伤寒论》条文中的‘无字’，既是境界，又是我们学习的障碍。陈伯坛有几句说的很中肯：“对仲景原文的阐释，不管条文错简与否，字句是否通达，不纠缠各派之纷争而以临床实践出发。
仲景学说是即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病人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简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病人十二经中矣，失病人便是失仲景”。
十四
《伤寒论》是有限的，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被规定的东西，尤其不是一种可以按图索骥的百科全书。
不要把‘勤求古训，博采群方’的张仲景，奉为摩西般的先知。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伤寒论》作出重新挖掘和理解，也就是说，需要经方研究者本人在《伤寒论》与现代中医之间造成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叙述，而不是将《伤寒论》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譬如汤本求真尊奉《伤寒论》并不意味着他紧跟在《伤寒论》后面亦步亦趋。他能融会贯通，他能独立思考，他更能大量地融入新知，所以后来大脚步行走在日本汉方医学道路上的是他自己的血肉身躯和脚步，而不是张仲景的影子。
十五
运用方证辨证而获得成功的病例，往往是一种“事实上的应该”,而不仅仅是“逻辑的必然”。所以留在医者身上的经验积累可以衍生出理性的智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熟能生巧，可见熟练的经验也可以产生出精确的判断。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一个难以言说的直觉也会帮助你掌握某一个被隐藏的奥秘。
十六
在每一个成功病例的诊治始末都隐匿着每一个医生经验积累的过程，都细叙着医生他自己精神成长的故事。因为医生的诊治不仅消除了患者的症状与体征，而且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了。
这就是他自己的信心、经验、眼光和判断力，都在他为患者诊治的过程中得到又一次的锻造和刷新。这种情形发生在每一个投身研究《伤寒论》的医生身上，每当他们一回忆起这些治愈的典型病桉，就会令他们情趣无穷，信心倍增。
十七
由于《伤寒论》文本结构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造成了原文中词语之间、句子之间和篇章结构上的许多空白和裂缝，阅读时会产生片断的感觉。再加上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使解读《伤寒论》原文更为不易。
所以《伤寒论》原文绝不会是某种外在于我们和驾驭我们的神谕。我们不是简单地遵循《伤寒论》，而是要内在地消化它。因为有时候决定临床疗效的，不仅仅是辨证正确与否的问题，而只是分寸的问题。唯其如此去理解《伤寒论》，它才是可以触摸到的，无处不在的。
十八
张仲景提供的是，论述他自己经验领域里简单或最简单的方证，而我们临床时面对的病桉就没有那样地单纯那样地典型。总之，在依靠方证辨证常规程序诊治的过程中，还要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