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是“物”不是“人”，那它又怎么会有“灵魂”呢？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与大家分享的妙趣，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了解一下辣椒的历史。
作者曹雨在《中国食辣史》里，就为我们阐述了辣椒在中国四百多年的经历，从中国食辣的起源、中国文化中的辣椒、辣椒与阶级三大方面进行探讨——辣椒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面貌，还深远地影响了文化、历史和经济等。
外来的农作物进入中国有三波高潮时段：一是张骞凿通西域时带回了大量外来物资；二是唐代置安西都护府，外来物经由唐帝国保护的丝绸之路抵达中原；三是明末，这时美洲大陆被发现，大量农作物被欧洲人带去欧亚大陆——而辣椒这个外来农作物，就是此时从海路进入中国。
由于教皇子午线的分割（线东属于葡萄牙人，而亚洲、非洲都属于东半部），葡萄牙船只更多的往东方航行，因此亚洲的辣椒主要由葡萄牙人带来，而且作为美洲的原产食物，早在十六世纪以前，果阿殖民地就已形成了具有葡萄牙风味的系列菜式。
然而有趣的是，当辣椒来到中国时大概是明朝万历年间，但如何“使用”辣椒的信息却丢失了，以至于辣椒迟迟未进入中国饮食，只被作为观赏性花卉，在小范围里培养赏玩。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一本养生书籍里找到信息，由明朝的高濂和王大淳整编成《遵生八笺》，其中一篇的内容就提到辣椒，“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头笔，味辣色红，甚可观”。
直到康熙六十年，《思州府志》里明确记载了食用辣椒的情况：“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
这段话里包含了两个极重要的信息，一是食用辣椒是“代盐”，由于缺盐所以不得不为之；二是最早食用辣椒的是土民和苗民。
但此时食用辣椒的地理范围很小，仅限于贵州东部和湘黔交界，由于这时处于明清鼎新革故之际，战争和灾荒制造了社会动荡；所以这一时期，关于辣椒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资料一度被中断，连同辣椒在各地的名字也不一致，这给研究人员带来很大的困扰。
可尽管历史痕迹有待考究，但随着中国的阶级格局被重新洗牌，辣椒在改革开放后得以蔓延全国：一方面是辣椒的重口味可以掩盖质量不好的食材味道，使得廉价的菜肴能在收入不高的移民阶层里流行；另一方面是新兴城市市民阶级无法相仿旧贵族的饮食文化，让饮食的阶级格局变得模糊和混乱。
至此，辣椒从美洲漂洋过海到中国来，无心插柳的它却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上蔚然成荫，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境遇既是人为，又是传奇。
然而，谈论辣椒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接下来就该谈谈辣椒的妙趣了。
所谓“好看的皮囊大同小异，但有趣的灵魂百里挑一”，而《中国食辣史》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辣椒的“个性”和“隐喻”这两方面，把它们合二为一，足以构成辣椒那百里挑一的“有趣的灵魂”。
那我们先来看看辣椒的“个性”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被赋予个性的？
“物”当然不会有个性，但当我们把它拟人化，从特质开始延伸，那么它就像人一般有个性了。
传入中国后它被命名为“辣椒”，而且由于流传广泛和地域不一，导致它还有“番椒、海椒、辣茄、秦椒、辣子”等等的别名。
瞧，它光名字就比我们还多，更别提由它而被创造出来的词汇；因为人吃了辣椒会有刺激、痛、发热、冒汗、流泪等感受，鉴于这样独一无二的特质，拟人化的辣椒就拥有了为它量身定做的隐喻。
话到这儿，就必须秀一下中国博大精深的成语词汇了：如形容一个人手段狠毒，可以说“心狠手辣”；形容残忍地破坏美好的东西，可以说“辣手摧花”；形容人生过得不坎坷，可以说“酸甜苦辣””等等。
还有如“辣浪”这样的词汇，它最早出现在宋代话本《五代史平话》里，“奈知远是个辣浪心性人，有钱便爱使，有酒便爱吃，怎生留的钱住？”
这些词汇牢牢地抓住“辣味”对我们肉体的刺激感受，生动地让我们印象深刻和容易理解。
但乍一看，“辣”字给人的印象似乎都是负面的，就如一个演了反派boss后难以转型的演员，不过，事情很快就得到了反转，在《红楼梦》里，被称为“凤辣子”的王熙凤，虽然被曹雪芹以辣椒来隐喻她个性的凶悍狠毒，但同时也暗示了她的爽朗果敢和风流、美丽。
到了当代，一首歌曲《辣妹子》甚至把辣椒的精髓和灵魂推上神坛，歌词中除了延续辣椒热情美好的隐喻，还把辣椒文化里的贬义转化为褒奖。
因此，经过不断的丰富和积累，辣椒被大众用语言和思维加工后，获得了更多的文化和寓意，便逐渐形成了拥有拟人化的三个层次的隐喻体系。
我们先来看看辣椒“有经验性”和“抽象概念”的两层隐喻：如辣椒作为调味料给使用者带来“热”的感觉，进而延伸到与“火”有关的感触，又经过一系列想象和涵化，进而变成中医体系中的“辛热”属性物质。
在这个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辣椒的意义正是从经验性的“热”，转化为中医所指的抽象概念的“热”，前者是辣椒隐喻体系里的第一层次，后者是第二层次。
而辣椒的文化符号意义，则是第三个隐喻层次。
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是第三层次脱离了“物”的范围，变成“精神层面”的概念。
“精神层面”的延伸从辣椒的颜色、气味和视觉感受出发——艳红的色调能象征革命的热血和鲜血，辛辣的气味则归为有驱虫辟邪的功效，而炽烈的视觉感受则被视为放荡肆意的隐晦暗示。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里提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他‘符号的动物’，还是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
而《中国食辣史》里讨论了辣椒这三个层次的隐喻，正是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隐喻——动物不会联想，辣椒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只是辣的味道而已，只有人才会把辣味关联上“革命、辟邪和放荡”等，用现代话翻译一下，就颇有“贴标签”的意味。
所以，贴标签无疑是把辣椒“符号化”的结果，恩斯特还提到，“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
好比辣椒在中文里还有“性暗示”的意味，会使用“火辣、热辣”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在《礼记·礼运》中还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说；
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把性欲与饮食挂钩，但作者查阅史料、文人笔记和中医典籍，气味强烈的食物中仅有韭菜和花椒与性欲有联系，但花椒的“滋阴”说法，却是源于它多籽簇生的物态，被赋予了“多子”的含义——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将食物与性欲关联在一起的主要依据是物态，而不是强烈的气味。
不过，把辣味关联性欲并不只存在于中国，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联系，可见这是人类文化中一种普遍性和思维方式。
简而言之，在给辣椒赋予个性和灵魂的行动上，人类可谓劳苦功高、不遗余力。
《中国食辣史》也提到，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辣椒进入中国的年正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不可食到可食”，然后“在地域饮食中缓慢扩散”，变成“迅速扩散”，而最后“蔓延全国”。
这是指从种植、文化、历史、饮食和思维等方面的潜移默化。辣椒在百年岁月里，织就了与我们密不可分的关系网，全面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而最终，辣椒与我们的灵魂在舌尖上交汇了。